在剛過去的3天，一個名字掀起了一陣席卷網絡的“打拐熱潮”。虛構的名字“上官正義”，和長時間戴在臉上的口罩一樣，隱藏著一個男人獨自打拐的16年。

疲憊的“大俠”

“我離開襄陽了，咳嗽得很厲害，往南方走，能走到哪里不知道。”11月7日下午，剛剛給襄陽市警方提交完證據的上官正義給媒體發來一段留言。11月6日，作為知名民間打拐志愿者的上官正義，在社交媒體上舉報湖北襄陽健橋醫院院長勾結網絡中介，利用社交平臺公開販賣出生證。

和長達一年多的臥底時間相比，曝光后事件的進展比上官正義設想得要快得多。11月7日，襄陽市衛健委通報，11月6日晚，工作專班進駐涉事醫院，連夜詢問了相關人員，并封存了相關資料作進一步核查。目前，涉事醫院婦產科已停業整頓，相關責任人已被控制，醫院院長已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并接受調查。

7日上午，上官正義將十幾條被拐兒童線索提交給警方。這樣的線索，打拐16年的他已經向警方提交了上千條了。把證據線索交給警方，對上官正義來說，就可以給自己的一段臥底經歷按下停止鍵，至于被拐兒童和家庭最終的選擇，他不會干預也不會專門去探查。

在得知健橋醫院院長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后，上官正義緊繃了好幾天的精神瞬間放松了。隨之而來的是不斷的咳嗽、一陣陣的頭疼，和媒體們溝通時，他不得不每講幾句話就轉過頭猛咳幾聲。

和身旁為尋找兒子杜后琪而開始打拐的杜小華不同，上官正義并沒有孩子被拐。打拐16年，很多人不理解上官正義為什么為一件本來和他無關的事情出錢出力。

上官正義少時曾離家前往河南少林寺習武，19歲進入部隊服役。退伍后，他做過保安，后來又去廣州做跆拳道教練。

2007年，他參與解救了6個被拐的賣花兒童后，他才開始注意到拐賣兒童的現象，“后來很多人告訴我被拐兒童的線索，也有尋子家庭找到我，我才發現拐賣兒童的情況離我們并不遠。”

上官正義回憶，小時候自己家里很困苦，自己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，但是也看過武俠小說，知道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壞人，心中也有了樸素的正義感，“我年少時也渴望有人關注我、幫助我，但是沒有得到，所以深知一個人在絕望的時候，如果有人出手幫一把，對于需要幫助的人會有多深的影響。有些求助如果我不知道還好，一旦知道就忍不住幫忙。”

于是，這個曾經愛看武俠的孩子，成為了大家口中的打拐“大俠”。

“打拐強迫癥”

“我臥底的線索必須有結果。”被問及這些年調查的“成功率”，上官正義脫口而出。

曾經有記者采訪問他，打拐多年為了什么?為名為利嗎?上官正義反問記者：“你知道我真名嗎?”記者回答說不知道。“那不就得了，大家都不知道我真名，我為什么名?為利就更不可能了，反而還花自己的錢。”上官正義說，專職打拐后，他花光了自己在廣東打工時攢下的近50萬元積蓄。

“做事的時候不會考慮花銷，結束了再想可心疼了，所以就是打腫臉充胖子。”上官正義說，在接觸中介時，他有時得裝扮成大款，請中介吃飯不能太便宜，住宿也得選當地最好的。

因為耗費的都是自己的錢和時間，所以他也有了“打拐強迫癥”。在選擇線索時，上官正義首先就要分辨線索的真實性、臥底的可行性，一旦開始臥底，哪怕曾被中介等懷疑，也得想辦法打消懷疑拿到販嬰、販賣出生證明的證據。

在上官正義身旁，尋子父親杜小華是他的“最佳損友”。即使是多年好友，這次上官正義要臥底時，還是瞞了杜小華很長時間。上官正義沒有專門的打拐調查團隊，他更喜歡一個人戰斗，并自認是個執行力很強的人。有時候臥底突然有進展，他一個人說走就走，“如果多一個人，我還得保護他、照顧他。”上官正義說，“當然，也是不希望連累其他人。”

上官正義很少和別人提起家長、家人和現實中的工作，臥底結束后去住宿，也是經常住一晚換一個地方，“我要保護好自己，如果是我關注的犯罪嫌疑人，我不會給他們反應的機會。也許等他反應過來之前，他就已經被抓了。”

上官正義認為，自己的打拐行為會讓這個社會有所改變，無論是法制、管理還是人心。曾有被他送進監獄的中介、人販子出獄后找到他，上官正義問對方：“你恨我嗎?”對方說，以前很恨，出來后不恨了，因為上官正義讓他沒有滑向更罪惡的方向。

因為打拐，上官正義失眠嚴重。夜晚是人理性思維比較松懈的時候，也是突破人販子們、中介的好時機。臥底對象一條消息，無論幾點，上官正義就得陪聊套話。無論什么日子，臥底一有進展，他就得離家出發。

為了健橋醫院的臥底行動，上官正義已經離家一個多月了。“想家想瘋了，我全年也沒有假期。當然，未來我希望能合理調整自己，能做到打拐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。”上官正義說。